益阳市兔子山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形状各异的陶器。

兔子山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简牍大多为司法文书。

“数量大、内容丰富、时间跨度长，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简牍，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7月21日下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的益阳兔子山遗址考古发掘专家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权威专家，对近期在益阳出土的数千枚简牍，评价甚高。

益阳首次出土简牍

兔子山遗址，因此次考古发掘的小地名“兔子山”而得名，位于益阳市赫山区铁铺岭社区。遗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被益阳市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处在资江南侧一条山岗上，是铁铺岭城址的一部分，为益阳县古城遗址所在地。

为配合益阳市基建项目，今年春节前，益阳市文物处对兔子山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春节后，正式开始发掘。到5月底，完成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近百处，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从出土文物判断，遗址年代为东周时期至宋代。

5月下旬，在清理古井时，考古人员发现了简牍，迅速向湖南省文物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报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后介入发掘，由该所研究员张春龙任领队。

这是益阳首次出土简牍。张春龙介绍，截至目前，兔子山遗址共发现14口古井，已发掘9口，共出土简牍数千枚。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整理研究工作也已起步。

简牍上字迹清晰

据专家介绍，古井直径1.2米至1.5米，深度一般在10米左右。已发掘的古井中，出土简牍最多的是第三口井。

张春龙告诉记者，第三口井揭至第五层文化层，在约6米深处发现简牍，总数约5000枚，有木牍和竹简，保存良好。经清洗后测量，简牍的长度一般为23.5厘米，宽1.3厘米至2.8厘米。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大型木牍3枚，长49厘米，宽6.5厘米。

17日下午，记者在长沙铜官窑考古遗址公园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库房内看到，清洗后的简牍上，用毛笔写的文字清晰可辨。“这肯定是毛笔墨书。”指着简牍上的字，张春龙十分肯定。在泥水中浸泡了约2000年，墨迹还未散去，个中原因，张春龙表示还要进一步分析。

其余的古井中，或多或少都发现了简牍。其中数量较多的是6号井，发现200多枚木简。此次所发现的简牍，年代从战国、秦、汉一直到孙吴时期。

除了简牍，各古井中均发现了珍贵文物，有陶器、青瓷器、铜镜、铁质和铜质刀、漆木器等，不少是生产生活用器具。

珍贵的衙署档案

从初步整理的情况看，这些简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司法等多个方面。尤其是3号井中的5000枚简牍，可以确定是西汉晚期刘姓长沙国益阳县衙署档案。

张春龙介绍，3号井出土的简牍，具体内容分为司法文书和吏员管理。司法文书多是刑事案件审结记录，详细记录了文书产生的年、月、日，承办官吏职位姓名，涉案人员，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判决结果，记录者姓名等。此外，档案里提到的地点，涉及广泛，有长沙益阳、茶陵、临湘、索、南阳宛邑、南郡江陵新安里等。吏员管理包括吏员人数统计，乡、里官佐的任免等。这些简牍公文，多有具体年、月、日，其中提到的年号有“建平”、“元始”等。“建平”是汉哀帝刘欣年号，“元始”是汉平帝刘衎年号。其中有“元始二年”文书，经查这一年是公元2年。

张春龙特别提到一枚大型木牍，“是出土的第一枚有字的简牍，详细记录了一个经济案件。”记者观察，该木牍竖排4行文字，有100来字，工整的隶书，字迹清秀。张春龙介绍，木牍记载的是一个叫“勋”的吏员，在把钱从益阳运到长沙时，贪污了一些，后来案发，案子于元始二年审结，结果是判刑3年并追回赃款。

“这对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司法，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张春龙说。

此外，7号井发现的简牍，是西汉初年吴姓长沙国益阳县档案，内容涉及人口、田亩、赋税等，上有益阳古老的乡名如“阳马”、“下资”。益阳市文物处主任曹伟告诉记者，“下资乡”这个地名，直到前几年撤乡才弃用。一个小地名用了2000多年，曹伟不无感慨。

觚上现“张楚之岁”

此次兔子山遗址出土了一个觚，呈六角形。上书的文字中，有“张楚之岁”4字。

“觚”是古代一种写字用的木板。21日下午的座谈会上，不少专家对“张楚之岁”兴趣颇浓。

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今表示，陈胜吴广发动起义，建立了张楚政权，《史记》等文献中多次提到，由于存在时间短，后世几乎很少提及。他表示，楚国人有用前一年的大事来记年的习惯，所以这里的“张楚之岁”不是年号，而是指张楚政权建立的第二年。

“‘张楚之岁’的发现非常重要。”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武汉大学简帛中心主任陈伟难掩兴奋。他认为，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简牍的发现，因为此前还从未在简牍这样的出土文献中提到过。此外，也说明当时楚地对于起义军的认可，应该引起特别注意。

“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

对于兔子山遗址的考古发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表示，遗址所在的铁铺岭古城，是楚、秦、汉、六朝乃至唐宋时期益阳县衙署所在地，遗址简牍发现之普遍、数量之大、时代延续之长，在全国都极其罕见。各时期的简牍可以弥补历史文献的不足，既可探讨益阳乃至湖南的远古历史，也可据此研究各朝的政治、经济、司法制度，了解县乡政府的运作和普通吏员、百姓的生活情况。

“从数量、内容、时间跨度看，这是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国家博物馆原考古部主任信立祥表示，先秦至西晋是湖南史料记载不多的时期，益阳这批简牍的出土，涉及政治、司法、经济等，对湖南地方史是很好的补充。

“这些简牍上的记载，是过去很少见到的资料。”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认为，对于基层政权，史书上都是一笔带过，而这些简牍详细记录了益阳县衙署的情况，对认识整个汉代县级政权的运作非常有价值。

来源：中国新闻网

高德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