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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鹏飞

现实中一些管理者因为不够专业，对“保护”的理解不到位，或将古籍保护和公众服务对立起来，或损坏了古籍，最终违背古籍保护和使用的初衷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推行8年来取得不少成果，尤其是图书馆和古籍保存单位的保护意识大大增强，一些保护措施逐渐落实。当然，保护计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突出表现为管理者对“保护”的理解还不到位，常常把古籍保护和公众服务对立起来，最终违背古籍保护的初衷。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其中一项工作是评定《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项工作促进了整个社会对古籍善本的重视，本来是件好事，但个别地方的读者使用古籍反而更加困难了。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了解到内地某省级图书馆有一册宋刻本载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向该馆申请调阅原件，结果遭到拒绝。这位教授向馆方耐心地解释原因：这个本子保持了旧时原有的装帧，书根又有古人手写题名，可能有助于揭示宋人书籍的摆放习惯与藏读方式，自己只求看一看原书的外观，并且愿意隔开一定距离，不碰此书，馆方同时可派员工在旁监督。然而，馆方表示，凡是该馆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藏书，一律不向读者开放。馆方保护和珍视古籍这一初衷是好的，然而古籍保护最终目的是促使公众更好地利用公共资源，将古籍视为奇货可居绝非是推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本意。

为了保护古籍文献，还有一些图书馆对商业出版和学术研究不加区分，一概采取“堵”的办法。除了上述的禁止使用外，还有的地方收取高额费用。这么做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仅公众难以开展业务研究，图书馆其实也没有收到多少费用。既要保护古籍，又能公开使用，有关方面在具体使用方法上似乎还可动动脑筋。我认为，图书馆对于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需求，应当区别对待。对于商业出版，可利用经济杠杆来加以管控；而对于学术研究，则不妨通过政策引导，给予一定的鼓励。至少在20年前，美国一些高等学术机构就已对藏品照片的少量拍摄采取开放态度，有学者希望研究其藏品，只要说明理由，这些机构可代为拍摄照片且不收费用，条件是学者在成果发表后送缴一份论文。这里涉及到一个观念，即古籍文献的保存者如何看待研究人员。学术机构将研究人员看成古籍保护利用的合作者而非对立者，就可以取得双赢。

更有甚者，一些管理者由于担心古籍在保存过程中被人为损坏，而主张“古籍要不懂的人来管，比较安全可靠”。在这种观念下，他们将古籍与现代出版物集中统一管理，与专业人员完全脱离。殊不知，管理古籍本身恰恰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某省级图书馆的古籍部新调来一位主任，负责阅览工作。主任原来没接触过古籍，他发现某读者借的一部古籍校本中夹了大量浮签，写有古人的校勘笔记，赶忙命员工将浮签全部抽出收好，以免被读者偷去。读者还书之后，主任又让员工把这堆浮签夹回书里，位置不论。古书中浮签上的校字都很简略，只说某字在某本作某，若夹在原位置，读者自然可以知晓校勘之所指。一旦将其一股脑儿取出，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再难恢复原貌。经管理者这么一番拨弄，对于后来的读者而言，这部珍贵的名家校本可以说已经被毁了。典守者在并无主观恶意的前提下，仅仅因为个人的无知而损坏了古籍，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一些具有古籍收藏传统的图书馆，不同类型的古书，其开合、取用、收纳都有不成文的操作规范，书口朝向哪个方向、捧书采用什么姿势，都有讲究。这种规范来自老辈学者的传承，也来自典守者对每一部古书的真切理解。我担心，对古籍实行无差别、非专业集中管理的那一天，就是这种传统丧失的开始。而在这种样式的“保护”之下，古籍本身的命运堪忧，更不用说为公众阅读提供优质服务了。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开展，对于推动古籍保存单位加大公众利用的开放度已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要彻底打破公共服务壁垒，不仅有赖于图书馆界自身的努力，更有赖于政府顶层设计的优化。就目前来说，我们期待图书馆界的管理者能转变观念，善待读者，善用古书，善守古籍，让每个中国人都能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文化，研究自己的文化，最终由衷地热爱并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郭立暄）

《 人民日报》（ 2015年11月06日 24 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