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Bronze Age）是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首先提出来的人类物质进化史上的分期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经历了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在青铜时代（距今约4000年至2200年）创造了独步世界的青铜文化。 

    从出土和传世的大量青铜器可见，古老的块范铸造技术在远古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青铜器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这样说，古代青铜器与青铜工艺的演化，不仅是中国人的物质进化史，更是中国人的精神进化史。

    青铜材料的稀有和青铜铸造工艺的先进性，使得它与陶器、木器和石器等沉沦于日常物用的器具，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青铜鼎、簋、尊、盘、爵等作为食具、酒具、盛水器等实用功能与作为礼器在先民精神生活中标出的意义是互为表里、融贯一致的。可以说，没有古代青铜器，就不可能有商、周以来文质彬彬的贵族等级体制和先秦时代特色独具的权力表达系统。古代文明体制的核心，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不与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青铜容器在古代常常被用作礼器。商周社会以严格反映等级制度的规章仪式，即所谓'礼'来维护政治、经济权力，而祭祀则是沟通人、神，使人间秩序神圣化的中心环节。青铜器在祭器中占据了很大份额，是贵族宗室内部族长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主持祭祀必备的礼器。此外，青铜器的制作和赠与也与商、周时代贵族间婚媾、宴享、朝拜、会盟和铭功颂德等礼制活动紧密相关。

    作为古代礼治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象征，王、侯所制造的鼎、簋也被视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物'是一匡诸侯、统治中原的夏王朝立国的标志。而'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则是表明每一次王朝的代兴，'九鼎'便随之易手。春秋时，楚庄公向周定王的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使得'问鼎'一词成为觊觎国家权力或泛指试图取得权威支配性的经典说法。置立于王室或宗庙内青铜礼器的转移，实质上是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所带来的政权转移，'九鼎'作为中央政权的象征，谁占有了'九鼎'，谁就握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同时，各级贵族在使用礼器的种类、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种类和数量的多寡直接代表了贵族等级的高低。所谓'钟鸣鼎食'，即是表示了家族人丁兴旺、仆役众多的宠大场面，成为贵族显示自己身份之高贵的标志。正如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言：'青铜便是政治和权力'。

    古代青铜器常自铭为'宝尊'、'宝鼎'，这表明青铜器一直是被视为尊贵的宝物，汉代即将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之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因得鼎汾水之上'，竟将年号改为'元鼎'。从汉武帝把铜鼎奉为神物这一历史性事件算起，中国人收藏青铜器的历史已长达二千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