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的专家学者正在实地研究“城步古苗文”。

传说和苗族古歌里都说苗族有文字，如今，湖南省城步苗族又发现了大量存世的苗文石刻，这些发现无疑丰富了苗族语言与文字的文化传承。

除了苗族，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共同造就了中国现在的多语言多文字的社会，但和世界上很多民族的语言一样，一些“小语种”时常难逃濒临消失的命运。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有13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有四成语言已经显露濒危迹象或正在走向濒危。”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孙宏开担忧地说。

全国少数民族

并非都有文字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多次组织相关机构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进行调查统计。“如今确定了56个民族。而在55个少数民族中，一个民族说一种语言的情况比较多，但是有的民族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孙宏开向记者解释道。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语言工作者陆续进行了多次语言调查。“根据调查情况来看，中国的少数民族共有13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但是，与之相应的系统文字并没有那么多。“在56个民族中，汉族、回族、满族3个民族基本上通用汉字，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彝族、傣族、拉祜族、景颇族、锡伯族等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大都有较长的历史。有的民族在不同地区也会使用不同的文字。”因此，在1949年以前，已使用文字的民族有21个，文字24种。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为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帮助一些少数民族改进和创制了文字，先后对傣族、彝族、景颇族、拉祜族的文字进行了改革，同时采用拉丁字母帮助壮族、布依族、苗族、黎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佤族、侗族等十几个民族设计了十几种文字方案，以便于书写、学习和印刷出版。

“如今，我国各民族现行文字约有40种。”因此，和很多人所认为的数字不同，并非所有民族都只有一种语言，也并非所有民族都有自己成体系的文字。

“现有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是经历了历史上语言功能竞争的考验，而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承载了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无论从发音还是书写上都各具特色。”孙宏开认为，以一些民族的文字为例，其在书写形式上各有不同，比如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是从右往左书写；蒙古文、锡伯文是从上往下书写，行序从左往右。“有的标点符号也不同，如藏文标点，短词和句尾用一条垂直线表示，章节段落结尾用双垂直线，全文结束用四条垂直线；蒙古文用一个点表示逗号，两点表示句号，段落末尾用四个点表示。”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起着沟通交流的作用，也是对其文化特色的一种传承，因此，对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承保护是很重要的。”孙宏开说。

人口基数大不一定语言传承好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正在面临消亡的危险。尽管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其语言多样性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孙宏开告诉记者。

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正在使用的13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语言约占语言总数的一半；在1000人以下的有20余种，它们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

孙宏开认为，“如今，有几种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处于完全失去交际功能的状态，如满语、畲语、赫哲语、塔塔尔语等，这些语言面临的传承情况最为严峻。”另外，有20%的语言已经濒危，如怒语、仡佬语、普米语、基诺语等。“另外，有40%的语言已经显露濒危迹象或正在走向濒危。”

孙宏开说，“语言和文字传承能否长久，不一定和其民族的人口基数相关。”因为，即使使用人口超过1000人的语言和文字，也并不说明它们有较强的生命力。以如今极为濒危的满语为例。“满族虽有1100多万人口，但会说满语的人却已不足百人，而能精通满文的不到10人，他们如今居住在东北的一个小村庄，且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如果这些老人先后辞世，那么满族口语很有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清史专家阎崇年就曾为此进行过呼吁。

对此，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的教师常山也向记者证实，“如今，东北的满族聚居区内，会说满族口语的人已几乎没有了。而黑龙江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的师生们对满语的了解却多停留在满文上面，因为，研究满文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还有作用，例如有助于研究清代满族历史文献。而由于满语与满文的知识内容差别很大，满语的实用性又几乎没有了，所以传承人越来越少了。”

与满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京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少数民族京族，如今人口只有2万多人，但会说京语的却有1万人左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京语专家何思源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专家都认为京语会迅速消亡，但是，由于京族人依然保持聚居生活，另外，近十几年间，越南与广西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与越南语相同的京语也焕发了活力。”何思源觉得，“人口数量的多少并不是语言与文字能否传承的决定因素。少数民族的聚居程度，其内部是否还有使用这种语言的环境与必要性，这种语言是否能给人们带去更多更好的现实价值，这些因素决定了该语言是否还具备竞争力。”

“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面临着强势语言、全球化、互联网外部因素的冲击，有些正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险。”孙宏开说。因此，这些年有关机构和语言学界都在尝试着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弱势的、濒危的民族语言，成绩也是可圈可点。

保护多样语言

仍需各方努力

虽然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由于客观因素正濒临消失，“但是，我国有些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字，其传承工作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孙宏开说，“例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彝族、壮族这7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传承相对较好。”

“这些文字语言多在国家的各种会议上被例行翻译，因此有更多的社会需求。另外，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产生较早，也较系统，长久以来的传承也少有中断的情况，民族内部一直有其聚居的范围，使得它们有了交流使用的现实意义。”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教授季永海对此分析道。“做得好的地方的相关部门，多是从几个方面来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应用传承的。”

一是在教育领域中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传统民族文字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民族语系文字在学校和各种教育中得到使用，逐步形成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有些民族在基础教育中，也采用了开办双语教学班的形式。”

二是在会议等书面文件中涉及少数民族语言。例如，在国家级的各种重要会议中，均会提供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彝族、壮族这7种民族文字的文件，并设置同声传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召开会议可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有条件的民族自治地方，司法部门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三是在新闻传媒领域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通过各种媒体来营造应用与记录传承的环境。“但是，这些毕竟是辅助方法。”孙宏开认为，“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字能否传承下去，客观上讲，还是其语言与文字是否具有现实价值的问题。”

“曾有一些人建议，把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字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孙宏开说，“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虽然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语言都在保护范围，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可操作性不强。如今，多是少数民族把其通过语言为载体的戏曲、文学成功申入非遗，这些已经有了很多相关传承人，用于纯交流的语言很少听说。”

“不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应用与传承的问题，如今已经越来越得到上级部门的重视。”很多专家都在致力于搜集记录相关的声像材料，“相信相关的保护机制会逐步得到完善。”孙宏开乐观地说。

新报记者 王搏 实习生 张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