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晔

文物、遗址，是历史最真实的遗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市郊庙行、高境、大场、嘉定等地，村庄房屋遭侵华日军摧毁，为安置灾民，海外侨胞及上海社会各界发动民众募捐，建造起多座纪念村、纪念坊。

难能可贵的是，时代疾驰，城市变迁，纪念村遗址仍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下来。日前，记者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主战场、重灾地宝山区辗转寻访，确认宝山4个纪念村目前尚存3座石牌坊。

它们的存在，使我们对历史并非无从凭吊，使每一位路过看到或主动寻访之人，都不由去思索这里曾经发生的血与火。

幸存石牌坊今安好？

逸仙路高架与殷高西路交叉处，车水马龙，而东北侧高境源广场上，却弥漫着历史的沉重。

这里有一座水泥结构三间四柱重檐式牌坊，即“高境庙纪念村”石牌坊，是宝山4个纪念村牌坊中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块。牌坊简介中写道：“‘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日军侵占本地，民居十毁其九。同年5月，日军撤退，居民陆续回归，苦无栖身之所。南洋侨胞为此捐巨款重建，居民始复得其所。是年秋，由黄炎培、李馥荪、张公权、朱吟江、胡筠庄、朱恺俦等知名人士发起筹款在此造坊。由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所题《高境庙纪念村》。”

殊不知，这座高境庙纪念村牌坊，是从马路对面整体迁移180米而来。抗战胜利60周年时，有市民写信给解放日报，反映高境庙纪念村牌坊“屈身”于一家集贸市场的三轮车棚中。此信很快得到重视，相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拆除先前“包裹”在牌坊上方的玻璃钢车棚，清空横搭在牌坊坊额上的铁架，为避免碰撞，牌坊四周还加了一圈上下两层的铁栏杆。2011年，为进一步妥贴保护并彰显牌坊的警示价值，宝山当地请来文物、规划部门和同济大学专家，将牌坊从集贸市场中“救”出，以每小时“走”15厘米的速度，前后4天时间，终于将牌坊安置到马路对面的高境源广场。

由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朱晓明指路，记者继续寻访。行驶在一二八纪念路上，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炮火声。这条路，同“一·二八”淞沪抗战相系，可见其在上海的分量。车至爱辉路，向北行驶，在爱辉路28弄前停留。此地，是居民区锦辉绿园的入口处，右侧，但见一座被黑色栏杆和高压线围起的石牌坊，便是庙行纪念村的石牌坊。牌坊立柱上，“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捐”等字迹可辨。牌坊后，是锦辉绿园的棋牌室。一位祁姓保安告诉记者，此牌坊原地未动，只是被垫高了一些，经常有人前来瞻仰，“听这里过去的老人说，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庙行纪念村被日军几乎全部炸毁，牌坊能幸存并保留至今，已经很不容易了”。

继续寻访第3座，马桥纪念村。马桥纪念村牌坊深藏于宝山城市工业园五星村，此地与嘉定接壤，房屋多简陋，以外来人员居多。朱晓明和记者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位本地人，1947年出生的寿连宝。他带我们走入窄小幽深的巷子，终于在门牌号为“五星村马三13号”的院子中，找到了一座石牌坊。石牌坊紧贴着一栋2层楼房，与楼房墙壁距离甚至不足30厘米。牌坊横梁上，架着空调外挂机；石墩上，有湿漉漉的拖把倚靠；牌坊前，则是院内杂乱拉放的晒衣线及线上挂着的各色衣物。记者发现，这座牌坊其实是以“背”示人，其正前方包括牌坊上的文字，均被那2层楼房遮挡。

宝山还曾建有大场纪念坊，经记者向朱晓明确认，上世纪60年代，因沪太路拓宽，大场纪念坊被拆。

被“抢救”的村民口述

在尽力寻找下，记者发现，石牌坊周边，竟还能找到几位当年住过纪念村的老人。

在锦辉绿园的棋牌室内，记者见到了今年90高龄的高阿弟。1931年战争爆发时，高阿弟仅6岁。他告诉记者，庙行是淞沪战役中的激战地，“十九路军没有听从蒋公撤退指令，顽强死守，打得日本人三易主帅呢！当时《申报》有披露，说日军装尸体用的大卡车，一次就有28辆！”

然而此后，日军疯狂报复。在淞沪战争爆发后的1个月内，日军不断征兵，在上海的兵力高达10万之多。南京政府却没有给十九路军新的支援，十九路军被迫于3月初撤出上海，南京政府与日本签下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根据庙行镇志，在十九路军撤退后第2天，日军才胆战心惊地踏上庙行镇，此后一路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村庄变成废墟。当时，高阿弟随家人逃难至上海市区的避难所，5月再回家园时，已无处栖身。同年9月，宝山县兵灾救济会在庙行建造纪念村，设公屋五棣，分给70户灾民居住。新中国成立后，纪念村几经城市建设、动迁，现已不复存在。高阿弟搬至江杨南路居住，但机缘巧合，他女儿的新房子，竟恰好买在庙行纪念村原址所在地。

而在原马桥纪念村所在地，68岁的寿连宝也在纪念村中长大。但淞沪抗战时，他尚未出生。于是他带记者找到了村内另一位屈指可数的“原住民”——今年82岁的寿阿二。寿阿二1933年出生于马桥纪念村，儿时，他听父亲说起，日军爱找“花姑娘”，当年家人逃难时，邻居家的女孩都用灶头灰涂脸，穿着最难看的衣服出门。

对于战争中幸存者、见证者进行战争证据的抢救性收集，是宝山当地始终非常重视的大事。1997年、1999年，以及2005年至今，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3次对侵华日军在宝山地区进行实证调查取证。尤其1999年的那场调查，历时3个月，涉及203个村和居委会的1432个村民小组，有1807位幸存者和见证人作了口述实录并签名盖章。

记者查阅了部分口述，内容触目惊心，不忍卒读。

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庙行镇，在1932年几乎全镇尽毁，无辜的遇难百姓达12人，被烧房屋57户243间。据庙行镇周巷村程胜法老人口述，1931年，家中准备逃难，但年迈的祖父还要照顾村上2位病重老人，坚决不肯走。无奈，程胜法与祖母、妈妈和弟妹撇下祖父，去上海投奔父亲。在丽都戏院难民所，四五百难民挤在大厅里，春天一到，瘟疫流行，很快夺去弟妹的小命。程胜法被父亲送往彭浦亲戚家中，才得以保命。停战后，他和剩下的家人返回庙行，见家中住房和一亩多竹园被炮弹削平，祖父和村上老人被枪杀后投在大火中烧焦……

1928年出生的周小弟永远不会忘记日军向他和其余26位手无寸铁的村民开枪时的惨烈情形。当年，朱家宅村人周小弟与村民们一起逃难，行至严家宅帚箕堆，被日军发现。日军向周小弟们喊话、打手势，村民们猜想日军是让他们继续走。谁知，日军突然向逃难者开枪。周小弟的父亲、哥哥、姐姐均被击中身亡，母亲受伤。而周小弟和6岁的妹妹跟着一起倒地，未被打中，他们惊恐得只能一路爬行，继续逃难。他们亲眼见到日本兵的枪尖上，挑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孩子。

根据傅海根老人的证词，1932年2月20日，日军侵犯江湾，贺王宅(今高境村)农民和泥水匠18人，被日军强抓至南朱家桥，替日军搬运军用物资。午饭时，日军只发给每人一个饭团充饥。当时，村民怕饭团有毒不敢吃，日军认为村民绝食反抗，遂强行关押。夜晚，18位村民被押至汤朱家桥河旁，日军令他们分成两排，随后举枪扫射，鲜血染红了整条河道……日军施暴离去后，一位叫孙松亭的村民因子弹未击中要害而幸免一死。口述者傅海根，就是孙松亭媳妇的侄子。

纪念村里走出了地下党

尽管1932年淞沪抗战以南京政府的妥协告终，但正是从“一·二八”这天开始，日军步步紧逼的侵略势头和嚣张气焰，受到了中国有力而顽强的抵抗。也正是这场抗战，将全国人民的怒火、愤慨、爱国激情与抗日决心，统统点燃。

这场战争打响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发出宣言和斗争纲领，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上海市民和全国各地群众组织起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宣传队、民工队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强大的十九路军编外军团。战火纷飞中，各种支前物资，支助款项纷纷投向上海。在美国、加拿大的华侨，捐赠钢盔；马尼拉华侨，捐赠汽车；古巴、菲律宾华侨，捐赠飞机；在沪外国友人、商人，捐赠药品、银洋等。1天之内，上海筹设起几十个伤兵医院；5天时间，上海受捐棉衣裤3万余套。

更靠近战火的宝山人民，则以更激情的姿态投入抗战。祖传五代的江湾名医蔡香荪，在国难当头时，与江湾镇其他中、西医联合起来，组织抢救队，救护受伤的抗日战士和百姓。蔡香荪将自己诊所的药品全部捐出，又将家毁亲亡、无依无靠的数百名难民收容安置在立达学园、文治大学、景德观以及未遭到轰炸的居民客堂间里，每日供应两顿薄粥，辅以咸菜、萝卜干，这点供应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已是难能可贵；为帮助中国军队迅速渡过水深浪急的宝山藻浜，河两岸家家户户火速行动，在极短时间内筹集到大量门板、竹编、木桶，冒着严寒在浜上架起一座座浮桥，使部队得以及时通过，赢得了战机。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时，中国军队的军火船剧烈摇晃，附近居民不顾水冷刺骨，纷纷跳入河中，帮部队打捞落水的军用物资。

正是这场战争，让更多人怀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从纪念村走出，成长为取得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90岁高龄的高阿弟至今记得，他住在庙行纪念村时，在季家桥学校读书，比他大2岁的杨逸，跟他是同校同学。杨逸原名杨福妹，1923年生，亲历“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她一心跟从共产党人丁瑜，从一位“小难民”，成长为投身抗战的地下党人。1938年，杨逸接受党组织任务，回到宝山，开设小酒店，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联络点；创办季家桥小学，培养“小八路”投身抗战。上海解放后，杨逸任宋庆龄第一任秘书，并全程参与护送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

杨逸如今仍健在。腿脚尚好时，她每年都要回到宝山老家，追忆抗战烽火岁月。上一次回去，她看见在共和新路和一二八纪念路口已兴建起万达广场。而一二八纪念路和纪念村石牌坊犹在，它们仿佛是无声的语言，不断诉说着那段历史，不断在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来源：解放日报